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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为何衰败？

【书名】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作者】Daron Acemoglu 和 James A. Robinson

分割诺加来斯城的屏幛，是进行人类社会组织及其结构实验的天然实践基地，其北部的屏障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诺加来斯城，其南部屏障位于墨西哥索诺拉省的诺加来斯城。以这个屏幛为分割线进行对比，美国境内的平均收入和人均寿命都很高，犯罪率和腐败现象相对较低、健康和交通状况更好，选举制度更加民主。然而，这两个地区的地理环境、人口及种族结构都很相似，造成这两个诺加来斯城如此差异化的真正原因就在于美国和墨西哥城之间完全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以上事例抛砖引玉，一窥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逊（ James Robinson）的新书《国家为何贫穷》的一小部分主题和思想。在这个世界上，各国的国力水平、繁荣程程和落后状况参差不齐、差别巨大。如今最富有国家的财富是世界上最贫穷国家布隆迪（Burundi）的496倍（根据世界银行估测，其人均收入水平分别是$84,290和 $170）。为什么会有如何巨大差别？这是经济学领域的最核心问题。

一个国家如何变穷或变富，经济学家对其外在条件或内在因素的看法不一。但是他们最常讨论的一个因素是所谓的“优良制度”，即鼓励人们努力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和能使自己及国家积累财富的法律及机制。这些问题和答案是诺加来斯城故事的基础，也是《国家为何贫穷》的焦点问题，就如作者在书中所述：
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诺加来斯城比墨西哥索诺拉省诺加来斯城富有的原因其实再简单不过：两国边界的不同国家制度导致对其国民不同的激励机制。健康高效的激励制度包括：保护私人财产、高预见性的合同执行力、投资机会及财产掌控力、抵制通货膨胀、开放的货币流通。如果公民有机会投资并获得丰厚利润，他们就能更努力工作，反之，如果无投资机会或所得利润被充公，他们的工作热情就会受到打击。

以上观点的最有力证明来自于边界地区的天然实验基地：相同的环境及人口状况被政治界线划分，然后导致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差异，最后又影响了国民的财富积累。除了诺加来斯城，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韩国和朝鲜、前东德和西德。多数或大多数经济学家（也包括阿西莫格鲁或罗宾逊）以这些相互临界的国家为依据，最终得出结论，即使不相临且地理位置、人口状况不相似的国家在经济地位上的巨大反差，同样可以归结于各个国家采用的或好或坏的政治及经济制度。

毫无疑问，优良的制度决定着一个国家的财富水平。但是，为何有些国家会建立起优良制度，而有些国家却没有？促使某些国家兴起、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中央集权政府出现的长短。从公元前3400年开始，世界上第一个国家未出现以前，所有人类社会没有任何综合经济体系，他们都是以群体、部落或酋邦的社会形态出现。拥有较长历史的政府虽不能保证良好制度的出现，但是至少允许有其出现的可能性；历史较短的政府出现优良制度的可能性几乎是微乎其微。突然提出某个制度，再期望其民众采用这项制度，并且还要抛弃存在很长时间的旧部落组织形态几乎不大可能。

残酷的现实仍然是造成现代国家贫穷的原因，例如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个国家直到最近仍然是部族社会。石油和矿产公司在这个国家开采资源时，要通过部落首领向土地所有者支付开采费用，但是这些首领却把开采费用据为己有。部落首领只为自己和其家族谋利，而非代表了公众的利益，现在这种行为模式已经在其社会内部内化。

世界上各个政府持续的长短，还和其农耕社会持续时间及农业生产效率有关，同时这也是一国政府经济崛起的先决条件。例如，欧洲在9000年前，就已经发展出高效的农耕业，至少4000年以前，其政府已经出现。但是处于亚赤道的非洲，直到2000或1800年以前，才出现效率不高的农耕业，政府也是在最近几年才建立。最后证明，这些历史差异，会对当代国家财富的分配产生重要影响。欧拉·奥尔森（Ola Olsson）和道格拉斯·希布斯（Douglas Hibbs）表明，通常说来，在当代社会，农耕历史超过几千年的国家——如欧洲国家——都比其农耕历史短的国家富有（如亚赤道的非洲国家）。这就解释了，半数以上现代国家的财富水平存在巨大差异的原因。经济学家瓦莱利·伯克斯蒂塔、阿瑞德玛·钱德和路易斯·普特曼进一步指出，比较五十年前仍旧贫困的国家（如韩国和加纳），拥有越长历史的国家（韩国）会比历史相对转短的国家（加纳）更快地变富有。

优良制度起源的另一个因素被称作“命运的逆转”，这部分内容也是《国家为何贫穷》第9章所要讨论的问题。五百年前，被欧洲国家开拓为殖民地的非欧洲国家本应比以前更富有、更先进，但是这些国家却越来越贫困。像秘鲁、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等曾经富有且人口众多的国家，现在却越来越衰弱，其真正原因就在于欧洲在这些殖民地国家制定的“榨取”式经济政策。像强迫劳动和没收产品的这些剥削制度，可以使一个国家流失掉大量财富和劳动资源。（这种剥削他国的经济制度，本书两位作者在书中这样记述，这种政策“意在从一个子集社会[普通大众]榨取财富，从而使另一个子集社会[统治精英]成为既得利益者。”）

有些国家以前贫穷且人口稀少，但是他们现在却变得很富有，如哥斯达黎加和澳大利亚。这种状况的出现是因为，欧洲移居者在这里工作时，只能亲自劳作并建立起鼓励人们努力工作的奖励机制。当殖民地独立后，当地居民就继承了殖民者遗留下来的或好或坏的制度，如强迫大众为统者和精英阶层获取利益的榨取政策，或者继承了政府分享权利并激励大众追求财富的激励政策，前一个政策阻碍经济发展，后一个则促进经济发展。

促进优良制度起源的另一个因素和一个反论有关，即“自然资源的诅咒”。人们普遍认为拥有丰富资源（像矿产、油和热带硬木）的国家一定比物产溃乏的国家富有，事实上，有时这个结论却是相反的。一个国家依靠某种天然资源（如钻石和石油）发展经济，反而会使国家制度变得更糟，因为这样的制度可能直接带来腐败、内战，导致通货膨胀和人们对教育的漠视。

书中第十二章指出，塞拉利昂钻石开采业的繁荣反而使国家变得越来越贫穷。书中还介绍了尼日利亚和刚果遭遇的贫困窘境，尽管这两个国家分别蕴藏丰富的石油和矿产资源。在以上的例子中，三个国家的统治者或精英阶层都发现，利用自然资源可以为自己谋取巨大利益，他们并没考虑整个国家福祉，也没能利用这些巨额财富进行有效的再投资。但是一些有先见之明的国家领导人或民众，通过在经济和教育领域的资源整合和投资，避免了因依赖自然资源所带来的恶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石油生产国挪威现在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特立尼达拉岛和多巴哥岛可以享有和英国相差无几的国民收入。这两个岛屿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

以上各种体制因素既可以促进一个国家繁荣昌盛，也可以使一个国家贫穷落后。其他一些地理原因同样会直接影响经济结果。在《国家为何贫穷》中，作者描述了显现在地图上的一些地理特征，是如何影响一国之财政收入的。我们可以看到，非洲和美洲在地图上就像是花生酱三明治，位于热带经济落后的国家，被位于南北温带更富有的国家夹在中间。

新世界的北温带两个国家（美国和加拿大的平均收入分别是$47,390和$43,270）和三个南温带国家（乌拉圭、智利和阿根廷的平均收入分别是$10,590、$10,120、和 $8,620），比夹在其中的中美洲和南美洲大陆的17个热带国家更富有（平均收入分别是$1,110 和 $6,970），其平均收入大概是热带国家的5倍。同样，非洲大陆也像个三明治，由37个包裹在中间的最贫穷的热带国家，和包围在像两片薄面包片的相对富裕的5个国家组成，而且这5个国家都位于非洲南北温带地区（参见地图）。



非洲大陆各个国家财富和地理关系就像是个“花生酱三明治”。位于热带的非洲各个国家，由一个厚厚的硬心，和夹在两边像薄面包片的、位于南北温带的几个国家组成。位于非洲温带的所有国家（除了南部被陆地包围的莱索托）的平均收入超过了$2,400（灰色区域），而且最高收入可以达到$12,000。除了位于热带的赤道几内亚、加蓬、安哥拉这三个国家外，其它热带国家的平均收入都不足$2,200（红色区域），而且最低收入可以降到$170（布隆迪）。

国家制度可以部分解释一国贫穷或富裕的原因，但同样也有一些原因未能解释：位于温带的一些富裕国家因其历史上的糟糕制度声名狼籍（如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埃及和利比亚），一些位于热带地区的国家（如哥斯达黎加和塔桑尼亚）却有着相对来说受人尊敬的政府和制度。然而，热带地区的国家在经济上有哪些劣势呢？

和位于温带国家相比较，导致热带国家变得贫穷的两个因素分别是疾病和农业生产率。尤其是热带地区，人人知晓其到处肆虐的各种疾病。在很多方面，热带和温带的疾病有很多区别。第一，热带地区更容易患上寄生虫病（如象皮病和血吸虫病），因为温带地区寒冷的冬天可以杀死寄生在人体外的寄生虫，但是在热带地区，寄生虫可以长年在我们体外繁殖生存。第二，蚊子和扁虱等疾病的传播媒介，在热带地区比在温带地区更具多样性。

最后，和热带地区相比，细菌的生物特性使温带地区更容易开发出抵御主要传染疾病的疫苗；在热带地区，尽管投资数十亿美元，我们还是仍未能研制出治疗疟疾的疫苗。热带地区的各种疾病给当地经济带来了巨大压力。无论何时，位于热带国家的多数人口都在生病，男人们不能高效工作，女人们同样不能参加劳动，因为她们要留在家中照顾可能会因患疟疾而随时夭折的孩子。

至于农业生产率，热带地区比温带地区低得多，这也由多方面的原因引起。第一，在温带地区，人类可食用植物的某些部分会比生长在热带地区的植物储存更多能量（如种子和块茎）。第二，因为昆虫和害虫带来的病虫害会导致农作物减产，所以热带地区的农作物产量会比寒带地区的产量少得多，这是因为热带地区的害虫更具多样性，而且一年四季都能存活。第三，温带地区冰川不断地形成并后退，会形成更多富含丰富营养的新土壤。而热带低地地区没有经过冰河作用，而且经过千百年来雨水的冲刷，其土壤中的营养成分会很快流失，所以这里的土壤就更容易老化（新形成的火山岩和冲积土壤是个例外）。第四，热带地区还比温带地区的雨量大，这样土壤中的营养会很快被雨水冲刷掉。

最后，热带地区的高温导致枯叶和有机物质落到地面后，会很快被其它生物菌和有机生物破坏，导致其营养物质也会被过滤掉。所以和热带地区比较，温带地区土壤营养成分和农业生产效率都很高，农作物的损失相应地也少一些。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位于温带地区的阿根廷，虽然从过去到现在缺少被经济学家赞赏的国家制度，但却是拉美地区和世界上主要的粮食出口国。

由此可见，和国家制度互不干涉的地理纬度，也是影响一个国家国力水平及繁荣与否的重要地理因素。另一个重要地理因素是考虑某个地区是否通航，即这个地区是否位于海岸线附近或者是否有可通航河道。陆陆运输一吨的货物所花的时间是水陆运输的七倍，所以内陆国家自然在经济上会处于劣势。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内陆国家的玻利维亚和半内陆国家巴拉圭是南美洲最贫穷的国家。除了尼罗河之外，非洲国家没有一条长达数百英里的河道，这也解释了为什么15个内陆国家组成的非洲成为这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在15个内陆国家中，有11个国家的平均收入是或不足600美元；在非洲以外大陆中，像非洲一样贫穷的的国家只有阿富汗和尼泊尔，这两个国家同样位于内陆地区。

自然环境同样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的主要因素。所有人类都要依靠地球上的各种自然资源，特别是森林、水、土地和海产品。保持自然资源的可持继性是一项复杂工作。虽然不能准确预测自然资源对经济所起何种作用，但我们仍然可以判定，如果一个国家的资源被耗尽——不管是有意或无意的，这个国家很快就会面临困境。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滥采滥伐木材并破坏森林资源的国家，像海地、卢旺达、布隆迪、马达加斯加和尼泊尔国力孱弱，政治动荡。

以上这些内容是本书中向读者介绍的一个国家贫穷或富裕的主要原因。其实，影响国家经济实力的因素不仅多而且复杂。以我们自身经历而言，我们每个人变得更穷或更富也有很多原因：遗产、教育、雄心、智慧、健康、人际关系、机遇，或运气。所以我们也不要奇怪，一个国家变穷或变富不是简单的一个答案而已。

在一定框架内，本书作者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关注制度对国家经济造成的影响。作者首先关注经济制度，然后再聚焦创造经济制度的政治制度，就像他们在书中所写的那样，“经济制度是决定一个国家富裕或贫穷的关键，反过来，政治制度又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 两位作者特别强调，他们定义的包容性经济和政治制度是什么：“包容性经济允许并鼓励大众在经济活动中成为其中一份子，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且个人能自由选择不同的经济和生活方式。”例如在韩国，人们可以得到良好的教育、拥有私人财产、创业、售卖产品和服务、积累和投资资本、在开放市自由消费、使用按揭购买住房，同时人们还期望通过努力工作能有一个更美好的生活，所有这些经济生活在朝鲜是不能享受到的。

这种包容性经济制度转而来自于“可以广泛分配权力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只有某个人或某个小集团获得这种政治特权。[包容性]政治权力要归于更广泛的联盟或多数群体。” 公民可以广泛参与的政治决策，英国和美国早已开始，韩国在最近也已经开始，而朝鲜却根本没有这种政治体制。包容性经济和政治制度为个人提供激励机制，使个人以最好的方式增加经济生产率。这种包容性制度和专制制度正好相反，专制制度缩小并集中政治权力，通过榨取式的经济制度和模式强迫公民为独裁者的利益工作。至今为止，当代斯堪的纳维亚民主制度，以其赋予公民的最广泛普选权力和相对的平等社会，可以称之为包容性政治制度发展得最好的国家。然而，当代的专政制度（像朝鲜）和过去广泛使用的君主专政制度（像十七世纪的英国）相比，过去只有小部分公民有投票权参与政治决策，而现在的包容性政治制度也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从具有显著特点的二分法分析，两位作者的总结发人深省。有时，专制统治和榨取式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时也会使经济增长，此时的经济增长依靠的是现有的科学技术，但是这种经济制度不会长久而且很容易瓦解；而包容性制度及其经济的稳定增长则依靠科学技术的创新和改变。有人会天真的希望独裁者能制定长远的经济增长政策，这样人们就可以有更多的财富等待独裁者榨取。但是这种想法行不通，因为使大众受益的经济制度极有可能和政治集团的利益相抵触，因为最好的经济制度要依靠政治制度，而最终这种政治制度会动摇统治集团的霸权地位。
《国家为何会贫穷》提供了一些案例，用以说明本书所要向读者呈现的观点：前苏联和奥斯曼帝国经济的崛起和衰落；俄国沙皇和哈布斯堡帝国反对修建铁路，因为他们担心这样做会削弱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们的权力，并且还会滋生革命；特别是在当今时代，例如，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未来其及发展，对于很多西方观察家而言，他们认为中国未来的前景是无限量的，但是本书的两位作者却不这样认为，他们在书中写道，中国经济快速的增长势头“已经到头了。”

两位作者只关注了包容性制度，对于影响国家经济国力的其它因素却忽略或忽视了。我在上文提到的内陆地域或破坏环境对经济的影响，作者却未作过多评述。即使聚焦国家制度，尤其是详述包容性制度这一主题时，也使作者对自然资源如何是祸而非福的的原因未作充足的讨论。诚然，书中记述了一些资源诅咒的故事（如塞拉利昂被钻石拖累）和如何成功避免资源诅咒的困扰（如博茨瓦纳），但是书中未详细解释拥有丰富自然资源（钻石成了祸害，铁矿石成了福祉）为什么最后却成为一种劣势。书中也没有说明，为什么如美国和奥大利亚蕴藏丰富资源的国家，并没有成为资源诅咒的受害者（这些国家是民主国，其经济并不仅仅依靠资源出口）。而且，作者也未举出更多实例详解，除了塞拉利昂和博茨瓦纳外，是否还有其它国家被资源诅咒，或哪些国家利用丰富的资源成为其发展经济的优势。很奇怪的是，“命运的逆转”这一章只字未提作者的一些有趣的发现，两位作者发现经济的逆转程度取决于固有财富和曾经威胁欧洲的健康问题。

本书作者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确提到了热带疾病和农业生产率对经济的影响，但也只是了了数笔：

当然频繁暴发的热带疾病给非洲带来了巨大痛苦，而且还导致了此地区高婴儿死亡率，但这并不是使非洲致穷的原因。疾病未消除是由于经济贫穷，和政府不能、或不愿意实行公共卫生健康措施。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农业生产率——每英亩的农作物产量——如此低下的真正原因，和土地质量没有太大关系。相反，其真正影响农业生产率的因素，是土地所有权结构，和国家制度对生活在这里的农业的激励机制不够。作者在书中阐述其观点时，抛开了热带医学和农业科学这两个学科，这使对这个主题很了解的人感到有些吃惊。就如我在上面的总结，和位于温带的国家相比较，热带生物学、地理学和气侯学等众所周知的现实问题会给热带国家造成更多的负担和困扰。

两位作者所定义的包容性历史和政治制度，及其对国家财政的影响，和有关这些制度的历史渊源的评述，是此书的第二个不足之处。有些国家如英国和日本有着这样的制度，而其它国家如埃塞俄比亚和刚果却有着那样的制度。作者在解释这个问题时，也只是仅仅重复了某个国家的历史，然后得出结论，这个国家的历史故事就是其建立或没有建立良好制度的原因。例如，作者认为英国能采用包容性制度是因为168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和之前的一系列事件；日本在1868年之后改革了其国家制度；但是埃塞俄比亚仍然是专制国家。本书作者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历史观使他们认为，关键时刻的一丁点儿变化都会对大局有着长远影响，所以历史很难估测。他们没有明确解释这一观点，并且他们还认为优良制度一定会随机发生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而且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缺一不可。

很明显，优良制度、财富和国力的突飞发展不是随便、也不是随机行为导致。例如，西欧国家普遍比位于热带地区的非洲富有且拥有更好的国家制度，内在的不同导致收入上的差距。欧洲的农业历史很长（有9000年以上），而且是基于世界上最高效的农业和蓄牧业。被引进欧洲并植根于此的最高效农业及蓄牧业来自于新月沃地①，这块地区就像是一块新月，从土耳其东南部波斯湾一直延续到埃及南部地区。相反，非洲的农业历史只有1800年或不超过5000年，而且被其本地化的农作物和蓄畜的生产率也很低。

结果，欧洲国家的执政经验、综合管理制度、不断增加的国家认同感都已经超过了4000年；而所有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只有几个世纪或更少建国时间。欧洲国家拥有受到冰河作用的肥沃土地、充沛均匀的雨水，并且很少爆发热带疾病；而热带非洲的土地没有经过冰河作用，土地贫瘠，雨量不均，还会时常伴有多种热带疾病的发生。在欧洲范围内，紧邻大西洋并且由岛屿组成的英伦三岛也是其发展经济的优势之一，因为这样的地理位置可以使其很少受到外族军队进攻的威胁，而且从1492年开始英国人就开始了海外贸易。

应该不奇怪，拥有有利条件越多的国家越会变富有，同时也会制定出更好的国家制度，反之亦然。从高效率农业到建立国家和各洲、制定综合国家制度、再到积累财富等一系列因果关系链包括，农业环境下的人口激增，冗余食物储备，转而因为人口众多需要面对面决定社会事宜而建立起来的公民集中决策机制，和冗余食物供养国王其及官僚和政客。这一过程从公元前3400年就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古国开始各自独立地展开，这些古代国家包新月沃土、埃及、中国、印度河流域、（希腊）克里特岛、墨西哥谷、安第斯山脉和夏威夷波利尼西亚。

本书的另一个不足之处是两位作者的结论，或者没有事实依据或者和事实矛盾。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作者为了解释农业的起源试图进一步关注国家制度。作者认为，人类原本都是猎人/采集者，分布在在世界上九个小区域的人类社会，没有任何内在联系就可以变成农业社会。其实，经过植物学家和考古学家一个世纪的研究表明，这些地区成为特例，是因为这些地区丰富的野生动物和植物适合驯化和本地化（像野生小麦和玉米）。

游牧猎人/采集者成为定居一地的农民这种通常的模式也有特例：最开始是游牧猎人/采集者可以成为游牧农民（墨西哥和新几内亚低地地区），而有些却一直也没有成为农民（澳大利亚原著民）；有些固定定居在一个地方的猎人/采集者会成为定居一地的农民（新月沃地），而有些猎人/采集者却从未过起农民的生活（太平洋地区的西北印第安人）；还有一些生活在固定地方的农民转尔成了游牧猎人/采集者（4000年前瑞典南部地区）。

在本书的第五章中，两位作者使用其中的一个特例模式（新月沃地）展开说明。然而，他们却没有任何相关证据支持自己的论据。他们认为，这个地区的猎人/采集者成为固定生活在一地的农民根本没有任何原因，他们只是恰好通过一次假说性的政治革命，制定了具有创新性的国家体制。两位作者偏爱用体制创新来进一步重申并解释农耕的起源，而不是植物学家和考古学家认定的，当地存在的可驯化野生物种影响了农耕起源。

两位作者反驳已经达成广泛认可的解释，其中的一个论据是书中第56页的第5幅地图。这幅地图原载于考古植物学家丹尼尔·左哈瑞（Daniel Zohary）和玛丽亚·霍普（Maria Hopf）的著作《旧世界植物的本地化》（Domestication of Plants in the Old World）第56页和第66页，地图中绘制了野生大麦及两种杂交小麦的分布图（本书作者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却把他们错误地统称为“小麦”）。他们认为，这些地图表明，在新月沃地以外“原使大麦和小麦分布在一块长长的弧线上”，所以新月沃地农耕社会的起源和“动植物品种没有关系”。

考古植物学家丹尼尔·左哈瑞和玛丽亚·霍普的地图其实是想说明，野生二粒小麦只在新月沃地生长，分布广泛的野生大麦和野生一粒小麦同样局限于新月沃地，新月沃地的其它本地农作物也只局限并集中在这一地区生长。所以新月沃地是唯一可以发展农业的地区。但是本书的两位作者却误读了这些发现。

我对两位作者提出的观点是这样评价的：包容性制度并不是像他们所宣称的，是国家富强的决定性因素，但这却是个重要因素。造成国家贫富差距的原因，作者只给出了一半的答案。但是，这百分之五十的答案也足够使建立起的制度成为推动现代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国家为何贫穷》可以给读者提供很不错的途径，使他们了解制度及其为国家带来的最终命运。很多经济学家的学术性著作，对于还是门外汉的读者不是很好理解，但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著作却清晰易懂，使普通读者也能享受阅读带来的乐趣。

政治家或对经济发展感兴趣的读者一定要读读《国家为何贫穷》这本书。作者在书中阐述如何改善贫困国家经济状况这一主题，值得人们深思和讨论。一些捐助者或国际机构，一直试图通过海外援助，或敦促贫穷国家采取更好的经济政策来“制造繁荣”，但是这些善意与努力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作者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本书的最后一章，精练地分析了这些让人失望的结果：“试图精心筹划并制造繁荣，却不能直面某些问题的真正原因，如榨取式制度和政策为何仍然存在，我们就不能收获丰硕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