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世界中华国术大赛《武魂》专稿：国术与国学

中华国术人

国学与国术
　　　　　　——写在首届香港世界中华国术在大赛之前

　　　　　　　　　　　　　　马明达　马廉祯

    国学的热潮正在中国大地滚滚涌动，沉寂已久的孔孟之学出现了自五•四运动以来所未曾有过的复兴局面。北大、人大率先创建了国学班，紧随其后，许多大学设置了类似的专业和研究机构，最近武大还设立了国学博士点。同时孔子的塑像也出现在许多大学的校园里。于丹以《百家讲坛》带动了全国的《论语》热，《论语》成了热销图书。社会上，儒学成为各种讲座必不可少的内容，甚至成了各式各样培训活动的重头讲章，名家名嘴各显神通。针对商业活动中出现的种种信用危机，“儒商”学说和诚信教育也被高调提出，影视作品纷至沓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设立了孔子学院，成为传扬中华文明的基地，也成为正在高速发展的中国的重要象征。
无庸置疑，国学热的核心是儒学价值的重新认识与肯定，表明孔子学说再度得到社会重视，特别是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与实际应用，有些内容已经被吸收到执政党的政治理念和大政方针之中，“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提出，都是显明的例证。有学者认为，国学热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是传统文化在历尽劫波后的回归，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必然。
说到文化复兴，就不能不提起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身体文化，讲到自古以来我国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民族体育体系，其中特别是中华武术的历史、现状和前景。这是我扼要论述了国学大潮后的落脚点，是这篇短文的重点所在。
　　　　　　　　　　　　　一
“国学”其实是一个经历了复杂过程的概念，我们且不必去追根溯源，用比较直白的解释，最早出现的国学是指“一个国家固有的学术文化”。自清末到民国初，在对国学范畴的界定上，衍生出了多种见解，概括讲一种是狭义的，认为国学即指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核心是经学，是孔孟之学和程朱理学。另一种界定是胡适先生提出来的，他认为国学就是“国故学”，举中国原有的一切学问，“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只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这一解释具有广而论之的特点，可以称为广义的国学。我们以为胡适的讲法是有道理的，也符合上世纪30年代前后国学热的实际走向。此时的“国学”，主要是与“西学”相对而言的。在经历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文化的冲突、交流和融合之后，中国学人已经从崇外、恐外、排外等非理性冲动中逐渐冷静下来，开始以西学为参照，重新审视本国的传统文化，并着手重建中国传统学术体系，或者说是走上一条重新建构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探索与创新之路。
显然，这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以当时的社会条件而言，的确存在很多困难，而且仍有许多界限不清的东西混杂其中，特别是民族主义仍然大有市场，保守的“国粹”派也顽强存在，而整个体系建设发展不平衡，不同的学术和文化类别往往各行其是，各奔前程。但，我们必须得承认，我们的民族先贤，许多杰出的学术大师和各个学科的学者专家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做了坚韧不拔的探索和推进，取得了卓越成就。他们为后世留下珍贵的成果和经验，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转型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在“国故学”的大旗下，除了传统的文、史、哲、宗教等人文学科——也即通常所说的“四部之学”有了重要的发展外，一些非主流的原属于“子部”的一些分支学科，也纷纷打起“国”字旗号，进入自我转型和体系创新，一时间形成潮流。举例来说：
上世纪20年代，中医界多次发起反对“废止中医”的斗争，同时也努力推动中医的转型，为中医寻求生存发展之路。1930年11月，国民政府筹建“中央国医馆”，1931年3月正式成立，宣布“采用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医药，改善疗病及制药方法与宗旨。” 后来全国许多省份都成立了分馆，对促进中医发展起到来积极作用。
许多海外美术留学生的回国，推进了西洋美术在中国的发展，从理论到技法，都对中国传统美术造成冲击，西画体系迅速发展起来，在教育领域占居了主流地位。传统的中国画，特别是文人画顿显衰落，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然而，在以徐悲鸿为首的艺术家群体的努力下，国画体系逐步建立并不断得到完善，很快进入高等教育的殿堂，与西画分庭抗礼，实现了融西入中，中西结合，推陈出新。新兴的“国画”与传统的院体画、文人画和工匠画有血脉相通的渊源关系，同时又具有创新元素，很快就进入高潮，可谓大师倍出，名家如林。国画本身根底厚，名家多，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技法传承，大量古典著述和作品也借助新的印刷手段而广泛传播。在“国”字号的一系列学问中，国画发展得最好，成为国故学最重要的门类，迄今也还保持着这一势头。
此外，民族音乐家刘天华于1921年首创了“国乐研究会”，揭出“国乐”大旗。1927年在蔡元培、赵元任等人支持下，又在北大创立“国乐改进社”，为中国本土音乐的继承与创新作出了不朽的贡献。1931年11月，梅兰芳、齐如山等人在北京纪晓岚故居创立了“国剧学会”，正式将京剧改称“国剧”，还成立了国剧陈列馆。至今，港、湾地区和海外华侨华人仍常常称京剧为国剧，还沿袭着当年的习惯。
正是在重建民族文化体系的浪潮的带动下，中国本土的传统体育也紧随其后，经一批民族体育家和各界热心人士的积极推动，“国术”终于喷薄而出，成为当时“国”字头学问中最引人瞩目、社会影响也最大的国故学类目之一。这是中国民族体育史上的大事，自然也是中国武术史上的大事。

　　　　　　　　　　　　　　二

“国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的年轻人并不一定都清楚，许多人将国术与武术混为一谈，也没有人把国术视为国故之学，不会认为国术是在国学潮流的带动下兴起的，它其实是国学的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武”的部分的遗存。
国术源自武艺，而我国古代所谓“武艺”，本身是一个涵蕴宽广的概念，它包含了军旅武艺和民间武艺两大领域，也是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武艺活动的总称。进入近代，古代武艺的一部分内容丧失了继续存在的社会条件，逐步走向消亡；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因其具有明显的健身、娱情和搏击功能，继续得到人们的喜爱。清末民初，在西方体育文化强势传入和影响不断扩大的情势之下，一些有识之士，努力为传统武艺寻求生存和发展空间，试图使之向近代体育价值系统靠拢并与之接轨，便放弃了“武艺”的名称，改称为“武术”、“国技”等。
1927年，西北军名将张之江以及著名人士蔡元培、李烈君等人明确提出“国术”一词，经申报国民政府批准，正式成立了“中央国术馆”，并在全国各省、县成立了不少的地方性国术馆，初步形成自上而下的国术馆体制。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级别的体育管理机构，此时的中国，西洋体育虽已取得主流地位，但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机构。
张之江等人选用“国术”一词，显然受了“国学”或“国故学”影响，它类同于“国画”、“国医”、“国乐”，是对本土体育的统一称谓。张之江在《中央国术馆缘起》一文中讲得很清楚
我国技击之术，发达本早，代有传人。近年虽稍稍凌替，偶有能者，其方法途径，别具神妙，与国学同有优异之点，故正名曰国术。
“国术”在结构上也如同国学，它并不是单一的运动项目，而是一个以徒手与器械的格斗竞赛为核心的民族体育体系。它从技术类别到管理体制，从理论构建到竞赛规则，都形成一套略具规模的制度。尽管它存在不少缺陷，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它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力图体现中国文化特色的民族体育体系，是民国时期我国民族体育存在与发展的主要形式。
    当时，“国术考试”（简称“国考”）是国术馆的主要竞赛活动之一，也是官办国术最主要的存在形式。《国术考试条例》和《细则》规定，国、省、县三级考试分为文科和术科两类。文科考试沿袭古代科举的武科内场，基本上是虚应故事，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术科考试实际上就是国术竞赛，它分为预试和正试两个层次。预试有搏击、摔角、劈剑、剌枪、拳械五个项目，三项通过者为合格，可以参加正试。正试又分为初试、复试、决试三轮。初试按体重分成五个级别，参加者用抽签配对的办法进行搏击、摔跤、劈剌、剌枪四个项目的考试，经陶汰升入复试，最后选拔三人进入决试。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当时全国各地的国术考试发展很不平衡，全国性的“国考”也只进行过两次，但“国术考试”对当时民族体育起过显著的推动作用，这是无庸置疑的事实。
民国十七年（1928）十月，在南京举行了第一次“国考”，是一次具有实验性质的民族体育运动会。
选手们先要参加初赛。初赛内容是刀、枪、剑、棍、拳的套路演练，演练及格者，才能参加对抗项目。练习套路是绝大多数武术爱好者的锻炼方式，不但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更重要的是有着丰富的文化含蕴，具有增进健康和愉悦身心的良好作用。所以，我以为把套路演练摆在第一位，摆在“资格赛”的位置上，既符合戚继光提出的“先自舞，次对较”的原则，也符合民间武术爱好者的实际状况。我以为这是“国考”设计者们深思熟虑的结果，是有道理的。
对抗项目有散手、短兵、长兵和摔跤、射箭等。
第二次“国考”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十月在南京举行，基本上按照已经出台的《条例》和《细则》进行。
除了这两次“国考”，不少省市也都举行过选拔赛和地方性的比赛，各地比赛项目不尽相同，但基本都是遵照中央国术馆的有关规定进行的。山东是国术开展比较好的省，几乎全省各县都成立了国术馆，参加国术活动的人很多，运动水平也比较高。据《大公报》1935年4月10日（125期648页）载，山东省的第三届国术“省考”于4月20日举行，济南市于4月8日上午九时在市国术馆内举行市队选拔赛。一共比赛四项，上午考拳术、短兵、长兵三项；下午考摔角。结果拳术参加者20人，选拔出黑松林、张成禄、吕鸿庆3人；短兵参加者8人，选出第一名王连海1人；摔角参赛者20余人，选出李廷友、张金真、李传斗、张登元4人。同样的选拔赛在青岛等市也有进行。“省考”于18日在济南开幕，先进行国术预考，全省运动员逾千人，经比赛选取了602名（内女子20名）进入决赛。14月24日举行省考决赛，计分甲乙丙三等，录取男女优秀运动员107名，其中短兵毛树勋等20人，长兵史佩□等20人，拳术刘□章等41人，摔角赵云亭等13人，女子长兵杨素清等3人，射箭郭焕然等7人。
   “国术”之所不能等同于武术，大家看得清楚，首先在于它的项目结构是多元的，是练打结合的，不仅仅只是套路演练。
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在上海举行的第六届全运会上，国术被正式列为比赛项目，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选取了拳术、器械、摔角、射箭、弹丸、踢毽、测力六个比赛单项。受“国术”普及水平的限制，大多数运动员只选报其中一两个单项，但也出现兼报多项的情况，如青岛的杨为傅报了摔角、测力、射箭、拳术四项，浙江王志华报了拳术、器械、摔角、射箭四项，等等。还值得一提的是，大家十分熟悉的武术前辈佟忠义、王子平、姜容樵、吴峻山等人，都在六运会上担任裁判工作，但他们担任的不是武术裁判，而是摔角裁判。这反映了民国时期的国术家多是拳械与摔角兼通的。那时，一个国术家，不能只靠练套路来敷衍人，如果拿不起大枪，不会摔跤，不懂得擒拿，不能从事拳术和长短器械的格斗运动，没有足够的武学综合素养，恐怕是称不起“国术家”这个称号的，更不要说登上武坛上座，高谈阔论。
经过许多国术家的共同努力，国术体系的建构是有成绩的，仍以第六届全国运动会为例，在全部240名国术选手中，在国术馆练习的有128人，在一般武术团体（含各种民办的武术会社）练习的仅有37人，在普通学校练习武术的有16人，军警界的有16人，通过其他途径（含自习、从师、家传等）练习武术的有26人，练习所在不详的有17人。据此，国术馆系统培养的动运员占了全部选手的53%。因此，唐豪先生说国术馆“是提倡武术最努力者”，这话应当是符合实际的。除此而外，更重要的是，国术理论系统的建设也是有成绩可言的。众所周知，国术馆系统的唐豪、姜容樵、吴志青、金一明等人各有建树，成果累累。特别是唐豪，他是中国武术史和武术理论学科的创奠人，是一位学品高洁、思维缜密、方法严谨的学者，对扩清武术界虚玄假托之风、树立正确的武学学风做出了杰出贡献，有些方面至今还保持着领先地位，令人仰慕不已。吴志青在国术学科的建设上同样做许多有益的探索，是值得我们细心解读和学习的。当时还有不少文史学家也介入了武学建设，特别是太极拳的研究中，陈微明、胡朴安、徐哲东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这些高位学者的涉足，不但提升了武学的社会地位，而且浓化了国术的国学属性，使国学研究堂而皇之的走入国学殿堂。
国术代表了中国人的身体文化，代表了中国人“文武之道”中“武”的一面，或是“动静”理念中“动”的一面。总之它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时，久远历史的积累和多民族的文化融合，使中国人在体育文化上有许多独特的创造，有不同于西方的一系列理论认识和运动实践。正因为如此，国术不能仅仅定位在一般意义的体育学科上，不能以西方体育理念，特别竞技体育理论来加以研探和框解，这必然会使中华国术走向浅薄，走向衰落。所以，登上世界竞技体育之坛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选择，世界很大，道路宽广，我们完全可以创设更能表达中华文明精神的本土体育体系，为世界体育贡献中华民族的体育资源和才智。
在当今世界经济政治不断趋同的大势之下，保持文化的多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体育文化的多元化尤为重要。正是从这个意义思考，也从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着想，我们主张有必要推动国术的复兴，在现实条件下，探索国术的发展之路，实际上也是重新建构国术系统，探索中华民族体育体系的新结构和新赛制。为此，在国内外各方人士，特别是香港各界贤达的热情支持下，我们以“首届香港国际功夫节”为依托，举办“世界中华国术大赛”，希望通过此举，求取同道，积累经验，大家一起为弘扬传统文化，振兴民族精神尽一份心力。